北京超越青少年社工事务所内的观护基地，可供孩子们临时居住。新京报记者 李聪 摄
左一玩偶身体外面的绿色代表发霉的青苔，但身体内部长出了新的血肉。受访者供图
在安庆全人社会工作发展中心，工作人员带领被害人做沙盘游戏。 受访者供图2018年3月，北京的天气还很冷，出租屋里，10岁的弟弟敲开家中那扇从未反锁过的木门，看到一个男人提着裤子匆匆跑出来，13岁左右的小小就在里面。北京已经超过了青少年社会工作办公室的护理基地，可以为儿童提供临时住所。新京报记者李聪摄2018年3月，北京的天气还很冷。在出租屋里，一个10岁的哥哥敲了敲从未上锁的木门，只见一名男子提着裤子冲了出来，里面还有一名13岁的男孩。
肖骁有智力障碍。她以前从未上过学，一直和奶奶住在老家。侵权发生时，晓晓到北京还不到一个月。我的小爸爸是一名外卖配送员。他选择报警，情绪激动，要求立即逮捕嫌疑人。
最高人民检察院2023年数据显示，五年来，全国各级检察机关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29万人，年均上升3.6%。其中，起诉强奸、猥亵儿童等性侵未成年人犯罪13.1万人。仅2023年1月至6月，全国检察机关就起诉性侵未成年人犯罪1.7万件，占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总数的63.5%。
专家指出，未成年人侵害后救助工作极其复杂敏感，不仅涉及法律保护，还涉及心理疏导、医疗救助和社会服务等方面的综合支持。
这些被侵害的未成年人是否得到了足够的帮助？司法社会工作者的作用变得尤为重要。司法社工可以提供公安侦查、起诉、审判等司法程序内外的全程跟踪服务。，还可以向未成年被害人及其家庭提供经济援助，以满足其基本生活、心理治疗、安置和转移、体检和医疗等紧急需求。
司法社工关注被侵害儿童的变化，为他们织密一张网，“兜”住他们未来的生活。
三重创伤
受北京海淀公安分局委托，于小寒介入了一起小小的性侵案。她是北京超越青少年社会工作办公室（以下简称“北京超越”）的一名司法社工，日常负责为遭受性侵害的儿童提供救助和帮助。
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服务是公安机关、检察院、共青团等司法机关以政府购买方式向未成年人及其家庭提供的专业服务。
于小寒在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案件管理中心见到了肖骁。小眼睛是明亮的，人们看起来很直，但她生了冻疮的小脸，参差不齐的头发，染着粉红色的棉袄，以及比“耶”更难伸直的手指都表明她与其他孩子不同。
很快，询问陷入僵局。肖骁不会说普通话，他也没有时间概念。在描述被侵犯的时间时，他只会说天亮了还是天黑了。当警察问入侵是如何发生的时，肖骁只是盯着人们看。于小寒觉得自己可能连发生了什么都不知道，也不知道该如何表达。
小爸爸开始担心了，并要求小家伙大声说话。“家里不是很清楚吗？”再说一遍。”爸爸有点严厉，小也不说话了。
在评估了现场情况后，于小寒和他的同事与警方进行了沟通，司法社工以“合适成年人”的身份陪同肖骁完成了警方的询问。“适当成年人”是指在询问时监护人不在场或不适合在场时，需要一名愿意承担保护责任并能为未成年人所信赖的成年人陪同参与，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于小寒的同事正在外面劝说小爸爸。
缓解孩子的紧张情绪，给予情感支持，引导孩子用符合孩子年龄特点的表情表达信息，是余晓涵的一项重要工作。“例如，如果我说它是一种小动物，你认为爸爸像什么动物，那个人看起来像什么动物？”
在韩笑看来，对儿童的性侵犯是第一伤害。遭受侵害后，未成年人往往面临巨大的心理压力和情绪困扰，通常会感到害怕、恐慌、自责和羞耻，严重影响其表达能力和认知状态。
在陈述事件时，由于模糊的记忆和心理压力，可能很难清楚地描述经历。此外，司法程序中可能会有许多询问，这导致儿童反复回到他们不想回忆的场景。这是第二次受伤。
来自家庭和社会的负面反馈可能对孩子造成第三次伤害，会造成自我否定和自我谴责等心理障碍，严重时甚至会自伤。
首先是专业援助
未成年人遭受侵害后，父母不知道如何赡养受害儿童，这不是孤例。根据非营利组织“女童保护”的调查，总体而言，69.72%的人不太了解如何处理和应对儿童遭受性侵的问题。如何报警、取证和维权，以及事后的心理疏导等。，都需要父母、身边人甚至全社会的支持。
这条13岁的鱼被我叔叔物流公司的一名员工侵犯了。当她的父母发现时，她已经意外怀孕42天了。
家庭成员有不同的意见。女孩的母亲担心太多人知道女儿受到流言蜚语的影响，所以她宁愿了结此事，并准备带孩子去小诊所堕胎。但女孩的叔叔想报警并抓住嫌疑人。
安徽省安庆市全人社会工作发展中心司法社工沈丽半夜接到了小宇叔叔的求助电话。沈丽向女孩的叔叔和家人说明了后续司法流程，并第一时间将线索上报当地警方和检察院。在多方帮助下，小宇迅速安排公立医院引产，现场取证，最终将犯罪嫌疑人抓获。
“我不知道如何向我的孩子解释这一点，我担心我的孩子长大后会受到影响。”小舒的父亲第一次见到于小寒时表示很困惑。
8岁的大树在家里被父亲的朋友猥亵了近一年，总共被猥亵了十几次。直到有一次小舒的父亲回家，才发现家里紧锁的门被朋友打开了。他见没什么异常，也没多想，就随口告诉了小舒的妈妈。小舒的妈妈觉得不对劲。在连续追问下，小舒告诉妈妈:“叔叔摸了我。”
报警后，小舒听到了大人们的讨论。她问父亲:“什么是猥亵？”小舒的爸爸告诉她不要问那么多问题，好好学习就好。
“回避不是正确的方式。”余晓涵说，但她也理解，因为父母没有办法面对，也不知道如何回应，更多的是下意识的反应。
于小寒告诉小舒的父亲，孩子长大后的想法取决于父母在这个阶段的行为。如果你一直隐瞒下去，也许在孩子长大后，除了被猥亵的创伤外，他还会因为自己的逃避态度而觉得这是一件不能讨论的事情，他是家庭的耻辱。也有一些孩子在目睹父母一次又一次的情绪崩溃后，责怪自己说了实话，让自己喜欢的人受苦。
于小寒建议，应该用孩子能理解的方式告诉孩子“什么是淫秽”，比如哪些隐私部位是不允许别人触碰的，当他们遇到别人的触碰或一些不舒服的动作时，应该拒绝或告诉父母。如果家长说出来还是有困难，社工也可以和孩子沟通。
“不敢告诉家人”是未成年人遭受侵害后经常出现的一种状态。沈力遇到了一个求助的女孩。女孩交朋友时被强奸。她觉得是自己的错，她很担心父母发现后的反应，所以压力很大。
在沈力看来，报警是一种压力释放。她陪着女孩去公安局录口供。当她寻求帮助时，没有实物证据。最后，案件未能推进到庭审阶段。不过，沈力觉得也有积极意义。除了释放心理压力外，社工还可以在服务过程中影响女孩的恋爱观和性观念，并告诉她将来发展关系时如何保护自己。
河南省儿童希望救助基金会的一项研究提到，在儿童说出真相后的第一时间给予专业援助是最关键的，这将长期影响儿童的心理健康、人格发展和意志力发展。另一方面，如果父母训斥孩子撒谎或逃避否认，即使遭受的性侵不是最严重的，伤害也会逐渐发酵失控。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精神科主任崔永华教授曾说:“对孩子来说，发生什么事情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父母和周围人的态度和应对方式。”对于年幼无助的孩子来说，父母的支持和鼓励是最重要的。父母必须及时向孩子传达:这不是你的错，父母会保护你免受任何伤害，你仍然值得每个人的爱。
重建生活
保障基本日常生活是推进救援工作的第一步。沈力提到，当基本的生存都无法保证时，其他服务就像是空中楼阁空。为了帮助儿童回归正常的生活轨道，司法社工需要关注儿童的需求，帮助儿童发展社会功能并逐步抵消创伤带来的影响。
12岁的蓝蓝主动向学校老师报告她被亲戚性侵。她和哥哥都是留守儿童。她的母亲在她六岁时因病去世，她的祖父通常照顾他们的生活。
在沈丽和她的同事受检察院委托以社会工作者的身份介入此案之前，她们曾在蓝蓝的学校提供自我保护和性教育课程。
第一次见到蓝蓝时，沈力看她面黄肌瘦，表情呆滞，但她坚信自己在这件事上没有错，肇事者有错。沈力也在她身上看到了坚定的力量感。
但在村子里，事情传播得很快。蓝蓝交不到朋友，她的同学总是嘲笑她。蓝蓝逐渐觉得这是她自己的问题。她上课精神恍惚，学习状态很差。进入青春期后，也出现了严重的抑郁症。
蓝蓝的生活没有得到很好的照顾。社工看到爷爷每天都出去捡垃圾，临走前还煮了一大锅咸菜粥，这是蓝蓝和弟弟一天的饭。家里乱糟糟的，床上用品是黑色的，有时候桌子上的酸菜鱼都发霉了。尽管沈丽和她的同事们帮助她申请了当地每月1000元的困境儿童补贴，但补贴由年迈的爷爷持有，社工无法说服他为孩子花钱。社会工作者只能定期访问他们的家，寻求基金会的支持，并将适当的内衣、卫生用品和生活材料带到蓝蓝。
沈莉和她的同事讨论说，为蓝蓝找到一个保护环境是目前最重要的事情。那个性侵犯者被判了15年。她几次告诉沈力，在性侵者出狱后，她很担心自己的处境和未来的发展困难。
在当时的政策环境下，没有办法在不改变现有托管方式的情况下实施长期安置政策。沈力一边找相关部门，一边准备了几份说明材料，申请了蓝蓝；另一方面，她征求了蓝蓝的代理监护人和其他亲属的意见。
终于在2018年，蓝蓝进入了民政系统的相关安置单位。有了稳定的生活环境，蓝蓝肉眼可见地长胖了。她已经被安排去了新学校，可以自己支配补贴，她的状态也好多了。
在北京之外，还有一个供儿童临时居住的护理基地。基地隐藏在一家超市的二楼，隐蔽而明亮。
余晓涵和同事走访了小爸爸租住的小区，发现小区的组成是一群低收入工人，流动性很高，结构非常复杂。社会工作者建议小父亲搬到另一个地方，但他们只能负担得起低廉的租金。
在居住环境暂时无法改善的情况下，余晓涵和同事让小爸爸每天早上把孩子送到护理基地，晚上下班后再接孩子回家，社工提供日间照料。在护理基地，于晓涵和同事设计了符合小能力和节奏的自护教育。她从来没有数过写1-9，但也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
后来经过多方努力，晓晓得以进入北京一所特殊教育学校学习。在特殊教育学校，肖骁展示了很多能力，并在身体协调方面取得了进步。
让于小寒没想到的是，晓晓也学会了拒绝。有一天，她高兴地告诉社工:“我不会和一个想把我拖走的保安一起走。如果他再拖着我走，他就会打他。”
提供更精准、更长期的服务。
2023年非营利组织“女童保护”发布的《中国预防儿童性侵十年观察报告（2013-2023年）》提到，虽然公众对儿童性侵的意识和关注度有了明显提高，但在对性侵儿童的救助和维权方面还存在空空白空间。
与未成年人被性侵的案件数量相比，救助力量略显不足。
司法社会工作者试图解答这个难题。首都师范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副教授、北京青少年社会工作研究所执行所长Xi肖华曾提到，21世纪初，随着“儿童利益最大化”这一基本理念的倡导，青少年司法社会工作开始在中国出现。经过十多年的实践，社会工作逐渐成为发展少年司法服务的重要力量。
然而，Xi肖华在2020年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提到，“资源困境、专业困境和制度困境”是中国未成年人司法社会支持体系建设面临的三大困境。
Xi肖华还提到，有关部门不了解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的流程和项目资金的计算标准，这影响了他们对社会工作代理服务资金的支持。沈力所在的安庆市根据每个案件中的具体服务类型由政府部门购买，余晓涵所在的北京市海淀区在案件司法过程的不同阶段由公安、检察院等部门购买。
社会工作组织是非营利性的社会组织。虽然可以得到政府相关部门和社会力量的支持，但仍需要一定的基本运营支出，如场地租金、人员聘用、差旅费等。此外，目前司法社工的资金支持更侧重于司法程序，但在现实中，对受害未成年人的服务往往持续一年至一年半。案件审理后的干预同样重要。
为了实现受害者服务的全过程，核心问题是谁来购买。
Xi肖华将未成年人的社会支持主体分为两个维度:正式支持和非正式支持。前者得到政府组织、司法机构、学校等的支持。，而后者则得到家庭成员、亲属、非亲属和非政府组织、慈善机构、相关社区和社会工作组织的支持。
在形式支持方面，例如，云南省德宏州人民检察院获得州委、州政府支持，拨款1000万元在德宏州设立未成年人综合保护中心。四川省成都市检察机关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外包专业社工机构以项目形式提供服务。
慈善是非正式支持的重要组成部分。沈力的组织长期得到爱佑慈善基金会的支持。2017年起，困境儿童救助保护项目“爱你安生”在全国各地实施，后期逐步关注未成年被害人服务。
爱佑慈善基金会项目经理李子玉提到，以前对受害者的救助服务是分散的，比如申请救助基金或接受不同部门的委托。2023年6月，爱佑慈善基金会联合全国12家从事司法社工领域未成年人专业服务的社工机构，共同发起“云开计划——未成年被害人社工服务联合行动”。李子玉介绍，该项目由基金会资助，以支持社会工作组织委托的案件，该项目还为公众筹集资金。
经过零星探索，我国少年司法和社会工作也开始得到越来越多的政策支持。
2018年，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共青团中央签署《关于构建未成年人检察社会支持体系的合作框架协议》，鼓励未成年人司法社工提供包括被害人救助在内的社会工作服务。2021年6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正式实施，进一步明确了社会工作者参与未成年人保护和犯罪预防的法律依据。
服务标准逐渐清晰。2023年3月，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共青团中央联合推动的国家标准《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服务规范》发布。这是我国司法社会工作服务领域的首个国家标准，规定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包括被害人保护和救助服务以及服务方式、服务管理、服务评价和服务保障等七项服务。
谈到蓝蓝的近况，沈力的声音里充满了笑容。“通过她，我非常肯定我的工作和组织提供的服务的价值。”
去年，蓝蓝在沈莉18岁生日时邀请了她。经过一年多的适应后，蓝蓝重新振作起来，去了一所新学校重返高中。她告诉沈力，她的梦想是考上大学，将来想开一家面包店。这正如于小寒介绍的北京超越关爱基地的名字——“青春超越”。也许每个人的成长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但每个人都在完成自己的超越。
在采访的最后，于小寒分享了一张在受害者艺术疗愈期间拍摄的照片。照片中左边熊的石膏娃娃是由一位小姐姐画的——她的脸被涂成了深绿色，身体是深深浅浅的翠绿色，她戴着紫色的兜帽，她的圆耳朵和小手被涂成了柔和的粉红色。
我的小妹妹告诉她，娃娃身体外面的绿色是一些发霉的苔藓，但里面已经长出了新的血肉。
（为保护未成年人隐私，文中晓晓、晓云、小舒、小宇、蓝蓝均为化名，部分信息模糊处理。)
新京报记者李聪
